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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材料篇1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材料篇2
骨科硕士、神经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骨科主任，这是梁益建的真实身份，然而，让他感到最亲切的称谓，却是来自患者的一声“梁爸爸”。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精湛的医术拯救了上千人的生命……这是梁益建作为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显得有些低调：“我就是个给病人看病的普通小医生。
梁益建：“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医院骨科大夫们眼中，梁益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个留利落平头的五旬骨科主任，常穿一双泛黄的运动鞋，疾走于病房、医生办公室、手术室之间，并不高的个头一转身便找不见人。病房里的患者们觉得，梁益建是个和缓平静的人。调整牵引支架时，他手拿10号扳手，弓着身子不紧不慢地调整每一颗可能影响角度的螺丝钉，平均每个人的调整时间30分钟。面对媒体的采访，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形，与之相生相伴的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命。面对患者，梁益建的话大辩若讷，“我治得好”，这四个字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听来，有若天籁，意味着一线生机。
三医院1号住院楼2楼，带着脊柱牵引支架的于建红，常常立在骨科病房转角通往医生办公室的平台上，静静地呼、吸。病区的空气混杂消毒水和病房里的各种药味，并不算清新，他却视为珍宝。
几个多月前，一辆小汽车飞驰在河北沧州到成都175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于建红瘫坐在哥哥于建忠的汽车后座，大口地吸着氧气，生命的气息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正一丝丝地没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因为40年脊柱侧弯而变形的胸腔，压迫着于建红肺部的呼吸空间，“我要活命！”他放不下80多岁的父母、媳妇周大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活命”，从20__年就出现呼吸困难的于建红已经辗转在河北、北京求医2年，跑过很多家大医院。“这是命运的事，回家好好休养”，医生的这句话于建红听过很多遍。尽管呼吸对他来说越来越费劲，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执拗地在网上搜索，不甘心地试图叩开命运之门。当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梁益建可以治，他不收就没人敢收你了”时，他连发短信的力气都没有了。
去年8月6日下午，于建红的爱人周大姐试探着向梁益建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咨询，立即收到了回复。8月7日，于建红最新的血气分析数据被一一发到梁益建的手机上，“我的氧分压只有38mmhg，正常值是80mmhg。”氧分压低于60mmhg，已经意味着呼吸衰竭。紧紧捏着手机的周大姐，反复翻着手机，一条短信点亮了屏幕，这是于建红期盼了2年的回复——“可以入院，越快越好！”8月8日凌晨4点从沧州出发，一天之后，已经陷入半昏迷的于建红被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进入骨科icu。2天后，于建红情况好转，进入普通病房。“奔着活命而来”的于建红，“活命”几率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现在上下楼梯都没问题，聊天更是没有问题”。
梁益建：“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于建红和病友们互相打气时，常常会聊到一个已经出院的老病友——今年34岁、重庆壁山小伙子肖强。肖强的脊柱曾有三个严重畸形：严重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侧弯畸形、严重脊柱旋转扭曲畸形。x光片上，他的脊柱向右侧弯达到了190度，被媒体称为世界罕见。肖强也和很多病友一样，因为脊柱畸形，他的肺部、心脏等脏器已经受到严重积压，呼吸越来越困难。如果再得不到治疗，他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从20__年起，肖强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获救的希望，走遍了国内知名医院，拜访了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脊柱专家，“在北京求治时，为了节约钱，晚上我就直接睡在门诊大厅里。”然而，跑遍了国内多家大医院，肖强都被拒绝。在北京某医院，肖强曾住院15天，最后专家仍告诉他无法手术，世界上尚未有成功案例。经过努力寻找，20__年3月27日，没有放弃的肖强找到了梁益建。
20__年4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手术，20__年7月进行胸廓成形手术，20__年3月进行脊柱矫形手术，20__年9月出院……如今，肖强仍把每一次治疗节点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对自己非常重要。距离出院已经一年有余，肖强除不能弯腰外，生活与普通人无异，此前出现的腰疼、呼吸疼等问题也在逐渐减轻甚至消失。就在去年10月21日，肖强的女儿出生了，他特意拨通了梁益建的电话报喜。
在“我能治”几个字之中，有患者重获新生的喜悦，也有不为人知的风险。国际脊柱侧弯学会委员（srs member）陶惠人说，脊柱侧弯手术，医生需要承担病人瘫痪、出现呼吸问题等风险，“脊柱侧弯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在医学范畴内，手术出血超过两三千毫升的，目前就是脊柱侧弯手术及肝肾移植手术。”梁益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青藏线的悬崖边开车”，但他又将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据公开报道，20__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已经超过千例。另据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统计，20__年至20__年间，梁益建在该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已术后出院，余下90人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智善公益基金会与全国20余家公立医院具有合作关系，“三医院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有75%是北、上、广大医院告知无法手术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治疗时间长。”作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救助家庭贫困脊柱畸形青少年的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说，“梁益建的勇气来自于对医学事业的敬重与执着。”苗强眼中的梁益建是位勇士，“勇于探索医学高峰，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据悉，梁益建在治疗病例上已经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20__年2月，梁益建发表在国际脊柱顶级杂志《spine》的一个病例，以“无一问题提出”状态全文发表，打破了该杂志在审稿时会针对每篇文章提约20个问题的惯例。
在每一天不断发生的工作细节中，梁益建的“勇气”源自对己对人的“严格”。
“严格”是对时间的管理。梁益建常常晚上7点之后带着病人的片子回家研究，每天凌晨2点睡觉，而午夜12点之后是他的练拳时间。梁益建举起右掌缓缓地在空中虚画出一个圆，圆圈末了，化掌为拳，出拳带风，“太极讲定，定下心，才能在手术台上处变不惊；太极健身，才能支撑七八个小时的手术。”早上7点半，梁益建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7点45分，当很多病人睡眼惺忪的时候，骨科医生办公室里已经热闹起来。36位医生护士立定，骨科交班5分钟后开始。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各科室每日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梁主任每天早上7点30分就会抵达病区，医生、护士也不好意思太晚。自然而然地，我们成了全院最早上班的科室。”包括护士长陈澜在内，每日上午7时50分参加交班的医生、护士超过30人。以30人每人每天多出10分钟的工作时间计算，骨科的医生护士每天共额外投入5小时为患者服务。医生护士额外的时间投入，一年超过1000小时，相当于50天。每天，梁益建要巡房两次，除了上午的常规巡房，手术后，他总要到病房走走才能安心。“我们做的手术太难，很多都是全国罕有的，现在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参考，有5%不可控的风险，要小心。”梁益建说。
梁益建对医生的严格要求在科室是出了名的。为治疗脊柱畸形患者，骨科成立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组，骨科、呼吸、神经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医生都是成员。人称“大师兄”的胡正军从20__年就跟着梁益建学习，“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被称为“劳模”的汪飞，2年半前加入小组，家住医院对面的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当天有手术，晚上10点就会到骨科icu转一圈，看看做完手术病人的情况，然后发条短信给梁益建，“我不来看，主任也会来看。”
“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
“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同时也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放在梁益建身上十分妥帖。他对病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理解和宽慰，有时比手术刀和药物还更有效。
上午9时，骨科医生的大办公室里，8个打着牵引支架的脊柱畸形患者沿着沙发边依次站着。骨科的医护人员给他们取了个“萌萌哒”的名字——“天线宝宝”。待梁益建从病区查完房，拿着盛满扳手、螺母、螺帽等工具的纸盒子走进办公室时，大家微笑着，眼神随着梁益建的身形移动。来自云南的张映清排在队首，梁益建从一堆螺母中挑出一把10号的扳手，开始拧动她身上固定支撑杆与头盆环的螺母。张映清紧咬着牙关，紧绷着，尽量不让身体发抖。她的头部、腰部分别套着一个钢环，用四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的牵引，让弯曲的脊柱慢慢拉撑。为了将头盆环固定在脑袋上，钢环上的每根钉子都穿过了头皮。
梁益建迅速翻动着手腕，尽量让拧动的速度变快。每调一颗，梁益建便后退半步，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猫着腰，伸着脖子，观察张映清的牵引架是否平衡。嘴里看似随意地询问着张映清的情况，“现在能爬几楼了，心率要注意控制在140以下，每天两个鸡蛋吃没有？”梁益建指了指张映清，面向办公室里的其他病友，“她老公挺帅的。”张映清双手攀着头盆环，腼腆地笑了。
私下里，常有“天线宝宝”喊梁益建“梁爸爸”。在梁益建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位哈尔滨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出院，发帖感谢梁益建，“您不仅是我们的主刀医生更像是我们的爸爸……对于梁爸爸，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病友圈内传言，“梁爸爸”收了个病友做干女儿，让好多病友羡慕。有人向梁益建求证，被直接驳回，“他们所有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平日里送些牛奶、鸡蛋已是常事，梁益建还掏钱为他们办迎新春联欢会，专门请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每周两次。
8年多前，梁益建正是凭借一颗同情心，发现、治愈了职业生涯第一位脊柱畸形患者。
20__年2月，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梁益建前往盐源县做医疗支援。在泸沽湖畔的一家租车店遇到一个胸口近乎贴着大腿的人。他叫伍才林，坐在凳子上，只要一起身，头就往下栽，脊柱严重畸形，走路时眼睛只看得到地面。梁益建眼里的伍才林保持着一种“很痛苦的姿势”。当了多年骨科医生，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严重的患者。“一看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弯曲近120度。”梁益建围着对方打量几圈，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
见伍才林不相信，梁益建要来纸笔，边画边讲能让他站起来的原理。磨了40分钟，才让伍才林看到挺起腰杆走路的希望。电话征得院长赵聪同意后，同年5月，梁益建将伍才林接到了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不到130公分、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康复后身高达到178公分。伍才林给自己改名“伍才立”，铭记人生的转折。他和弟弟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70万元，在泸沽湖草海修了一栋两层的农家乐出租，当起了小老板。
手术改变了伍才林的生活，也让其他的脊柱畸形患者知道了“梁益建”。短时间内，全国各地脊柱畸形患者蜂拥而至。梁益建的职业生涯由此转折，从一名普通骨科医生转而主攻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目前，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有90个“天线宝宝”正在接受牵引，等待手术，还有61个患者排队等着入院。
“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
疼痛、挣扎以及起伏的希望是脊柱畸形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有人说，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只有当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患者的经历，治疗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在梁益建的带动下，参与了解患者经历的人并不局限于医生，更包括了医生的朋友、医院、公益组织甚至患者自己。而治疗的效果，也在这些成员的深度参与之下拓展延伸。
26岁的女大学生王丛歌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心脏病，侧弯度数达到140度，身高仅有1.3米，手术费用需要16万元。由于家庭困难，入院不久，有热心病友告诉王丛歌：如果担心手术费，可以向智善公益基金会申请帮助。这是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脊柱畸形病人都知道的信息，也是老病友必向新病友传达的信息。原来，为了给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及其团队从20__年开始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展开了合作。
智善公益基金会于20__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设立，截至20__年10月27日的数据显示，该基金会已向全国各地960位家庭贫困的脊柱畸形患者捐赠手术费2899.4万元。根据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的介绍，目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90名脊柱侧弯患者中，智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比例达95%以上。20__年11月至今，基金会已累计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共149名患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目前已确定对30名未入院的病患提供捐助。为什么将如此大比例的捐助投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除了基于医院收治的大多是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这一背景外，事实上苗强更愿意分享一个故事。
20__年11月，为了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获得实际帮助，苗强曾挨家拜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有条件进行脊柱矫形手术的医院，并建立联系。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联系后，苗强每年会到成都三四次，与病友待在一起。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友聊天，“哪有一个医生，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苗强所见，梁益建对患者极为照顾，苦、痛、希望交织着的病房里，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变成了好朋友。
如今，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伍才林，不仅挺直了脊梁看见泸沽湖的蓝天白云，还跟家人盖了二层农家乐当起老板；脊柱弯曲达153°的小伙子刘仁富顺利完成了手术，开始在资阳学习理发；曾经呼吸困难多次经历抢救的肖强，如今也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女儿……自称为“小医生”的梁益建曾说：“我的病人，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在他的救治下，这些曾被告知“无法治愈”的脊柱畸形患者“活了”；在他的带动下，更多人的力量汇聚成爱的洪流，让脊柱畸形患者不仅“活了”，还能拥抱人生未来的更多精彩。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材料篇3
1996年，刘伯明在北戴河疗养时，听说要招航天员，当时对航天员也不太了解，但参加体检心里很激动，因为“能当上飞行员就很神圣了，当宇航员，那是什么感觉”!
“当时只知道加加林和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我读高中的时候，当时写作文我就用过那句话：“对个人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首先我对阿姆斯特朗这种精神特别佩服，他把这件事定位在全人类的事业上，当时这句话给我启发很大。后来对载人航天陆陆续续了解了一些，尤其是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给我的印象很深。通过这几次事件，我对载人航天比较了解了，而且认为这件事特别适合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去执行。”
神六任务 地面陪同
神六任务中，刘伯明入选了梯队。虽然最终没能上天，但他和战友们一直在地面值班，陪同在天上飞行的费俊龙和聂海胜。
2005年10月12日深夜，太空中的聂海胜即将迎来自己41岁生日时，刘伯明从摄像机画面里看到聂海胜的面部有些红——“感觉如何?”
聂海胜回答：“很好。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刘伯明说：“你都不睡，我能睡吗?”
回忆起这一幕时，刘伯明开心地笑了。在他看来，从神五到神七的每一次飞行任务，都是14名航天员共同完成的。
刘伯明是航天员中英语最好的一个，但他当年中考时的英语成绩却是零分。
他初三时的语文老师张述和说，刘伯明就读的农村初中，英语课只开半年，也没有正规的英语老师。但，即使在一门课零分的情况下，刘伯明还是考入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并从此在英语学习上格外下功夫。
“他连走路、干活时，都在背单词。”父亲说。
刘伯明和妻子张瑶都爱好体育，是铁杆球迷，喜欢多种体育项目。凡是有世界级比赛，不管是晚上什么时间，两人都会爬起来观战。刘伯明经常没有时间，张瑶就代饱眼福，回来再将精彩片断讲给刘伯明听，而刘伯明也像听评书似的陶醉在一旁。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材料篇4
从2010年入选航天员到现在的成功圆梦“飞天”，神舟十二号航天员杨洪波历时11年多，这足以看出“飞天”考核之严格。
那么，在中国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航天员？实现“飞天”，航天员需要完成哪些锻炼？
“航天”先“航空”
成为空军飞行员，是成为真正的航天员的第一步。
专职的航天员一般都是从空军飞行员中进行选拔，因为空军飞行员平时的工作状态最为接近航天器的状态，当战斗机飞行员在驾驶战机做某些动作的时候，其身体承受的载荷与航天器中的载荷相接近。
而且，空军飞行员本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就比较好，十分适合航天工作的要求。
成为预备航天员
正式“飞天”前，先要成为预备航天员。
我国预备航天员的基本条件是：具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160-172厘米；体重55-70公斤，年龄25-35岁；
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600小时以上，大专以上水平，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3年体检均为甲类。
严格的综合训练
通过第一阶段选拔的预备航天员，只有通过第二阶段的选拔才能成为执行飞行任务的真正航天员。
整个选拔过程宛如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淘汰，最终能够成为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只能是最优秀的十几个人。
航天员训练课程包括了理论知识、体质锻炼、心理训练、航天环境适应训练、野外生存训练、人船地合练、人船箭地合练等内容。
体质训练方面，航天员接受的体质训练都是按照运动员标准来进行，包括了田径、球类、体操、肌力、游泳等内容，训练量非常大，而且尤其强调航天员的耐力。
此外，为适应太空环境，他们需要经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各种极限训练，
如：三维滚环训练、超重训练、幽闭空间训练等等，每一种训练都是挑战航天员的生理极限的。
心理训练也是航天员的必修课。在密闭无人的太空舱中，人容易出现焦虑等心理问题，所以需要通过心理训练来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航天员的心理训练包括了心理学基础和心理健康教育、放松训练等内容。
航天员到太空需要进行各种任务，面临形形色色的挑战，这不仅是对他们体能的挑战，还对他们的文化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在文化理论方面，航天员将接受高等数学、力学基础、电工学、电子学、自动控制、英语、计算机、地理、气象、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船设计原理、航天医学等近60门文化基础和航天理论课程的学习。
据了解，每门课程的书本都是16开，几百页厚的。
同时，航天员必须熟记9大本、上百万字的飞行手册，上千条指令、数百项操作，达到闭上眼睛都能精准无误地全流程操作的程度。
文化理论覆盖面广，复杂的课程和繁重的学习任务，无疑高度考验着航天员的观察力、空间力、记忆力、创造力、计算力、推理力和专注力。
可以说，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不仅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还要一个强大的大脑。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材料篇5
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研究我国航空工业建设问题时提出，国家准备5年内拿出60亿斤小米用来支援发展航空工业。60亿斤小米，按当时的物价算大约是5.35亿元人民币。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没有制空权的军队就要被动挨打，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必然遭受侵略”，就算一穷二白，中国航空工业还是在硝烟中艰难起步了。
1951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顾诵芬来到北京，加入刚刚组建的航空工业系统中。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继续北上。在沈阳，他作为首批核心成员，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新征程。
对年轻的顾诵芬来说，离家北上建设航空工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在践行他从小的理想。多少年过去，“七七事变”爆发后频繁出现的飞机轰炸声，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没有航空的话，我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我以后想造飞机。”顾诵芬坚定地说。从此，他在高考志愿上填报3所大学的航空系，是因为这份初心;大学毕业后，投身航空工业一线，也是因为这份初心。
到沈阳后，顾诵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架亚音速喷气式中级教练机——歼教-1。在这之前，中国航空曾迎来一批苏联“老师”。可他们的“课程”里，只有如何制造飞机，并不教我国如何设计飞机。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脉在人家手里，这怎么能行?但自行设计，就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按照时任沈阳飞机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的方案，他们要设计的喷气式飞机需要从两侧进气，而不是用机头进气。这在国内根本没有先例。准确说，那时我国在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上完全空白。而作为气动组组长，顾诵芬在大学时就没接触过喷气式飞机。因此，在听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图书馆有一份相关国外文献后，他立刻动身来到北京。为了不影响学生白天使用资料，他借了一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跑北航查找抄录资料，整整跑了一个星期，自行车前叉在土路上都颠裂了。就这样，靠着硬“啃”国外资料，顾诵芬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气动布局设计。
歼教-1首飞成功后，几乎是无缝衔接，顾诵芬又通过完成我国首型初级教练机——初教6飞机气动布局设计，建立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随即又在国内首次建立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体系，实现了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计算、试验与试飞的闭环。他所创立的飞机气动力设计方法体系至今仍被国内飞机设计采用，为后续歼击机设计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1978年之前，顾诵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虽然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早在1958年7月26日就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并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还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顾诵芬和他的同事们从不畏惧做无名英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因国家、军方、航空工业系统、地方政府多次的奖励、表彰，顾诵芬的名字才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他却总是说：“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这些荣誉应归功于那些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领导和默默无闻、顽强奋斗的工人、技术人员。”
